新冠疫情是對各國醫療實力的一次大考。這場考試中，中國第一個進入考場，也最早基本交卷。

　　整體上看，4.26萬支援湖北的醫務工作者以及更多的奮戰在全國各地的醫務人員交上了一份令人滿意的答卷。

　　但是，這場疫情依然暴露出了一些醫療方面的問題，比如基層醫療資源相對不足導致大量病人涌入三甲醫院、非感染科呼吸科醫生應對疫情的能力稍顯欠缺等。

　　如何從根本上彌補這些漏洞?進一步完善醫學教育體系，從而培養出專業能力更強的醫務工作者，是其中的重要一環。

　　在由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院長陳國強教授主持的“后疫情時代中國醫學教育”論壇中，國內各大醫學院校的教育工作者對此進行了深入的反思和討論。

　　優化人才比例，培養更多基層全科醫生、公共衛生人才

　　北京大學醫學部的柯楊教授觀察到，在疫情中，由于基層醫療不夠強大，大量病人“擠到三級醫院，擠占重癥患者的醫療資源，甚至可能因為聚集而造成疾病的進一步擴散和傳播”。她認為“80%的輕癥新冠患者都應該在基層醫療中得到指導和治療”。

　　陳國強認為，分級醫療體系是合理使用醫療資源的合理方式，但要保證這一體系的順暢運行，就需要基層全科醫生做到“小病善治，大病善識，重病善轉，慢病善管”。而柯楊又強調，醫療需要分級，“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醫學人才有高低貴賤之分。”

　　事實上，中國已經意識到了全科醫學的重要性。吉林大學白求恩醫學部的遲寶榮教授介紹說，2010年以后，國家設立了全科醫學專業，“但是目前，全科醫師的培養模式還不清晰，基層教學設備不齊全，培養質量不高。現在，我國平均每萬人口的全科醫師數只有2.2人”。

　　除了全科醫生不足，在疫情中人們也常常談論“公共衛生人才短缺”。

　　南京醫科大學校長沈洪兵指出，“重治輕防”的問題既存在于醫學院校內部，也存在于整個社會。其結果是在教育上，臨床醫學教育與公共衛生/預防醫學教育完全分開，“幾乎是平行關系”。

　　他說：“臨床醫學專業中，盡管我們開設了一些公共衛生課程，如流行病學、衛生統計學等，但是對于這些課程，學生和老師都普遍不夠重視。另一方面，預防醫學專業的教學通常更重視理論，對于到疾控中心、人群現場的實踐教學不夠重視;學生在衛生政策、醫學信息、健康管理等方面的知識和能力也不夠。”

　　在這樣的情況下，沈洪兵認為下一階段的重要目標應該是公共衛生教育與臨床醫學教育的融合，“臨床醫學教育團隊中要有公共衛生與預防醫學的教師參與，公共衛生教學中也希望有臨床醫學和其他不同學科的教師參與”。

　　遲寶榮也關注重治輕防的問題，并認為應當“科學調整臨床與公共衛生等不同專業的人才結構比例”。

　　無論是要培養更多基層全科醫生，還是更多公共衛生人才，都涉及到醫學教育中最基本的“分類培養”制度。沈洪兵說：“醫學院校要分類，既有培養高層次醫學人才的院校，也有培養基層衛生健康人才的院校。”

　　西安交通大學醫學部主任顏虹教授也說：“國內200多所醫學院校，遍布東西南北，它們之間的差異很大，各方面條件都不相同。所以，每所醫學院都應該走特色發展的道路。”

　　應對突發疫情：各科室醫務人員都有責任

　　四川大學華西臨床醫學院副院長萬學紅教授注意到，在疫情中不同科室醫護人員的應對能力有所差異。他說：“在這次疫情中，武漢中心醫院等多家醫院發生了醫護人員感染，但呼吸科醫生的感染比例很低。這說明和呼吸科、傳染科的醫生相比，其它專業的醫生對重大急性傳染病的應急處置和自我防護能力還有待加強。此外，不同專業的醫生都參加了新冠肺炎的救治，許多醫生對呼吸系統疾病并不熟悉，這導致在疫情早期，重癥患者的救治成功率相對較低。”

　　近年來，非典、甲流、新冠等各種急性呼吸道傳染性疾病相繼流行。這些疾病傳染性強，防控難度大，且不斷出現新的變種。培養所有專業醫學生應對這些疾病的能力勢在必行。但是正如萬學紅所說，在2016版的中國醫學教育標準中，對傳染科的實習要求并不明確。他希望“在再次修訂時，可以對重大傳染病的應對能力、傳染科的實習等，提出更具體的要求”。

　　萬學紅還回憶了上世紀九十年代，他在美國學習時導師曾向他介紹，艾滋病在美國出現之后，美國要求所有專業的醫生都必須在每年的繼續教育中學習至少2個學時的艾滋病相關內容。

　　萬學紅認為我們可以借鑒這一做法，“在醫生的繼續教育中，將新發傳染病、重大公共衛生事件防控列為必修內容，并設定最低學時要求”。

　　萬學紅也注意到，在2020年3月2日，相關部門向社會發布了16個新的職業，其中就包括“呼吸治療師”。呼吸治療師的主要工作是為呼吸功能不全的患者提供各類呼吸支持治療和氣道管理等臨床操作。

　　在此次援武漢的4萬多醫務人員中，就有140多位專業的呼吸治療師。萬學紅認為：“有了明確的新職業，他們將會有更好的職業發展前景，會在今后的重大疾病救治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高層次研究型醫學人才如何培養?

　　一直以來，最尖端的醫學技術和最新的藥物常常最先出現在歐美國家，然后才傳入中國。在很大程度上，這是由于我們還缺少兼具臨床技能和科研能力、能夠與科學家合作發展新療法的高層次復合型醫學人才。

　　沈洪兵認為，要培養這類人才，需要在培養好基本理論與技能的基礎上，盡可能拓展學生的知識面、科研能力和原始創新能力。而且在我們的分類培養體系中，也應該從本科階段開始，就為這些有科研興趣和學術追求的學生提供創新實踐的機會和平臺。

　　中南大學湘雅醫學院院長陳翔教授則認為，醫學人才培養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我們不太可能在醫學院校教育的五年或八年時間里，培養出真正的高層次復合型人才。他認為“我們能做的是賦予學生成長的潛力”，將他們培養為“干細胞型人才”。這樣，他們就可以在未來漫長的職業生涯中成長為各種類型的醫務人員，其中一部分也將成為“瞄準最復雜疾病的醫學科學家”。

　　言傳身教：有好教師，才有好教育

　　陳翔還說：“教學的最后一公里是優秀的教師”。給教師更多尊重和發展空間，讓他們更加真誠地熱愛教學、愿意為教學投入更多精力和創造力，是提高醫學教育水平的關鍵環節。要做到這一點，顏虹認為“我們還需要更好的教師隊伍建設和評價制度”。

　　中山大學醫學院常務副院長匡銘教授則分享了自己參加“歐洲醫學教育聯盟年會”的感觸。在這個世界最大醫學教育組織的年會上，參會者中90%左右都是臨床醫生，而不是醫學院校的教師。這是因為在許多國家，人們認為培養下一代醫學工作者不只是專職教師和管理人員的責任，更是所有醫生的責任。所以匡銘說：“醫生應該成為醫學教育實踐和改革的主體參與者。我希望教育部認真考慮培養一批擅長醫學教育，又懂醫學前沿的醫生。譬如，可以在有條件的院校試點設置醫學教育博士或者碩士學位，也可以在繼續教育中，讓有志于醫學教育的臨床醫生將醫學教育選擇為主要方向。”

　　在討論中，許多專家都提到了醫務工作者的“崗位勝任力”，并一致認同培養具有足夠崗位勝任力的未來醫務工作者，是醫學教育的核心目標。而南方醫科大學校長黎孟楓認為，崗位勝任力不只包含治病救人的專業技能，也包含醫學的人文精神、科學精神和社會責任感。

　　正如陳國強所說，醫學的對象是人，兼具科學和人文的雙重特性，它是“人文科學中最科學的，科學中最人道的”。

　　柯楊認為優秀的臨床醫學工作者需要有足夠的愛心和共情能力，“他們要能夠用最合適的方式向病人解說病情，并站在病人的角度上選擇最合適的治療方案，在有些情況下，還需要安撫病人的情緒”。

　　那么，如何培養醫學生的人文精神和社會責任感呢?

　　柯楊說：“最重要的途徑是前浪對后浪的模范帶頭作用，即老師的榜樣作用。比如在這次疫情中，醫護人員的表現就成功激發了許多醫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另外，評估體系的導向作用也很重要，在非特殊時期，日常工作中的人文關懷也應當受到鼓勵和認同。”

　　提升醫學教育，需要化觀念為行動

　　如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副院長胡翊群教授所說，新冠疫情中，全社會都感動于醫務工作者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并對提升醫學教育水平的重要性普遍認同。

　　然而黎孟楓認為，這種認同常常是抽象的，還沒有轉化為實實在在的資源投入。

　　他說：“許多醫學院校為了換取辦學資源，不得不擴大招生規模。此次疫情再次提醒我們，醫學教育缺陷所能導致的后果是人民、國家難以承受的。我們需要反思和改變之前的許多做法，為醫學教育提供更多的政策和資金支持。”

　　柯楊還指出：“醫學教育不是孤立存在的。如果沒有完善的社會醫療體制，醫學專業就無法吸引到最優秀的學生和教師。”所以，醫學教育工作者要在做好本職教育工作的同時，向政府和全社會發出呼吁，推動醫療體制的不斷完善。

　　在論壇最后的總結中，陳國強說：“醫療衛生事業事關人民健康、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國家安全。”醫學教育是非常龐大而復雜的系統，要全面提升這個系統的運行效率，需要全社會提供充足的資源和觀念保障，也需要醫學教育工作者“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切實推動符合醫學人才培養規律的更多改變。

　　*本文改寫自《國家科學評論》(National Science Review, NSR)Forum文章“Challenges for China’s medical education in the coming post-COVID-19 era”(https://doi.org/10.1093/nsr/nwaa168)，原文作者為邵莉(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教務處處長、中國醫院發展研究院醫學教育研究所常務副所長)、趙維杰(NSR新聞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