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唐代科舉制度的作用及國際國內影響

要想談論唐代科舉制度的作用及影響，首先要弄明白的是什么是科舉制度。科舉制度，是指官府經過定期舉行的科目考試，根據 教育的發展和繁榮。因為可以通過科舉考試取得一定的官職、出身、名位，所以一般中下層知識分子和知識青少年都強烈要求進學校讀書。這就從客觀上推動了古代學校教育的繁榮和發展；科舉考試的主要內容，是儒家經典著作，從學校到社會都重視讀書、習文、作詩賦，并鉆研儒家經典，這對于結束魏晉以來學校和社會所流行的清談學風與玄虛思想，對于造成當時“五尺童子恥于不聞文墨”的風氣，都具有積極意義；科舉考試中有明法、明算、明字、童子、武舉等等，這對于當時學校與社會出現的重文輕武、重文輕算 、重成人而輕少年兒童的陳規陋習，或多或少進行了沖擊，這當然也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3.從不良影響上看，科舉考什么，學校和社會也跟著注重什么。在學校教育完全成為科舉的預備機關的情況下，科舉考試本身的缺點和弊端，也就直接影響著學校教育的各個方面。科舉考試的內容局限于儒家的幾部經典、詩賦，考試方法又注重死記硬背，在這種風氣影響下，學校的教育教學工作也就重文辭少實學，重記誦不求義理，充滿了教條主義、形式主義的惡習。這既不利于選拔和培養有實際能力的人才，又養成了空疏學風；科舉考試制度把讀書、應考和做官三件事緊密聯系起來，科舉成了封建知識分子進入官場的階梯，成為他們取得高官厚祿的最好門路。因此讀書進學的目的就是為了“十載寒窗，一舉成名，榮華富貴，錦衣玉食”，為了“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這種讀書目的與人生哲學，支配了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家庭教育，嚴重地影響著一般讀書人的思想；科舉考試的最終取舍權是主考官、禮部、吏部、宰相、皇帝等，錄取標準又往往以權勢門第為轉移。一般中下層知識分子，如果沒有靠山、門路，就很難有被錄取的希望。在這種情況下，重門第、通關節、賄賂、請托、科考舞弊以及私門謝恩等等風氣就公開泛濫起來，這嚴重地污染與腐蝕著知識分子的精神面貌，毒害著學校和社會的風氣。

二．國際影響

1.對新羅的影響：7世紀中葉，新羅統一了朝鮮。統一后，新羅和唐經常保持友好的關系，新羅人入唐求學的人很多。公元840年，一年之內從唐朝回國的留學生就達105人之多。唐朝盛行科舉，準許新羅人參加考試，當時很多人考取登第，錄取從官，其姓名可考者有金云卿、崔致遠、崔匡裕等。崔致遠名聲最大，《全唐詩》中收有他的詩。不僅如此，新羅還仿唐制實行以儒學為標準的科舉考試制度，公元788年朝鮮開始實行科舉制度。公元918年，高麗王朝建立后，也多次向中國派遣留學生，參加中國的科舉考試。據《高麗史（卷七十三）·志（卷二十七）·選舉（一）》載：“光宗九年（公元958年）五月，雙翼獻議，始設科舉。試以詩、賦、頌及時務策，取進士兼取明經、醫卜等業”，且“大抵其法頗用唐制”。可見高麗的科舉考試制度是受唐代影響才實行的。朝鮮前后推行了1100多年的科舉制度，直到公元1893年才廢除。

2.對越南的影響：公元1010年，越南建立起李氏王朝。據《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全書（卷之三）·李紀（二）》載：李仁宗太寧“四年公元1075年春二月，詔選明經博學及試儒學三場，黎文盛中選，進侍帝學”，此即為越南以儒學為準實行科舉考試之始。公元1185年，李高宗“試天下士人，自十五歲能通詩書者，侍學御筵，取鄧嚴等三十人，其余并留學”。陳朝建立后，沿襲李朝，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了科舉考試制度，《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全書（卷之五）·陳紀（一）》載，陳太宗建中八年（公元1232 年）“二月試太學生。中第一甲張亨、劉琰，第二甲鄧演、鄭缶，第三甲陳周普”。公元1239年再次開科取士，之后，科舉考試按期舉行，其科舉之法大致和中國相同。直到1915——1919年間，越南才正式廢除了科舉考試制度。

3.對日本的影響：日本雖然沒有像朝鮮、越南那樣引進中國的考試制度，但唐朝的科舉考試制度依然深深的影響了日本。自公元630年到公元894年，日本共派出遣唐使達19次之多，其中到達唐朝的為13次。每批遣唐使來華，必派眾多的學生來唐朝留學，有時一次多達500多人。日本在天智天皇時（公元676年）設立大學寮。大學寮分經、音、書、算四科，而經科占正科地位，書科及音科為經學的入門。入學的資格及手續、科目考試的內容及方法等，都與唐代科舉考試類似。

4.對西方的影響：隋唐創立的科舉考試制度也影響了西方各國。法國思想家魁奈（公元1694——1774年）認為：“中國無世襲貴族，官爵僅靠功績與才能獲得”。他盛贊中國的科舉考試制度“使工匠的子弟也能當上總督”，借以抨擊當時法國的封建專制制度和腐朽的官僚制度。18世紀末到19世紀，在歐洲各國逐步推行的文官考核制度也是吸取了中國隋唐創立的科舉考試制度的經驗。1791年，法國首先實行了文官考核制度，1806年英國東印度公司開始實行文官考核制度，1855年英國開始推行文官考核制度。當時，在歐洲封建等級制的土壤里，生長出一大批無所事事的官僚。任人唯親的宗法原則越來越來越不適應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國家機構的需要，這就是隋唐創立的科舉考試制度在歐洲引起重視的原因。孫中山先生在所著《五權憲法》中說：“現在各國的考試制度，差不多都是學英國的。窮流溯源，英國的考試制度，原來還是從我們中國學過去的。”美國之文官制度最初是由羅德島的任克思提出的，他于1868年五月呈送到美國眾議院的報告書中，有一章專門討論了“中國之文官制度”。在波士頓市政府于1868年月盛宴款待中國大使館外交官的時候，愛麥生亦曾贊揚中國的考試制度，他說：“中國現在的政治有一點是我們很感興趣。我想在座的諸君還記得羅德島的任克思閣下曾經兩度想提到國會通過的那個法案，就是主張文官必先經過考試及格取得學問上的資格，而后始能任職。的確，在糾正惡習這一點上，中國是走到我們前面了，也走到英國和法國的前面了。同樣，中國社會上都非常尊重教育，也走到我們的前面，這就是中國值得光榮的唯一憑證。”一位研究東西方文化交流史的美國學者也認為，中國科舉制對西方文官體制的影響，是在精神文明領域里中國對西方最寶貴的貢獻之一。日本著名史學家福井重雅認為，中國科舉考試制度遠比造紙、火藥和指南針的發明重要得多，他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官考試制度提供了最初的模式。它“傳到西洋”，打破了中世紀歐洲“貴族總是貴族，平民總是平民”的猶如死水一潭的貴族政治的寧靜，激勵新生的資產階級奮發進取、積極競爭的精神，為西方文官考試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經驗。

總之，唐朝科舉考試制度的影響是十分深遠的，我們要一分為二地看待它，既要看到其積極的方面，也要明白其弊端，對其采取正確的態度。